追索剩余权：论规划院体制改革（三）注册建筑师考试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10:01:01 08: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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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制度改革只是提供了一个走向企业制度的框架，有了这个框架并不意味着现代企业制度的自动建立⑦。那么如何将这种虚拟的剩余权，转变为具体的、真正的激励机制呢？因为对于厦门分院来讲，这个制度的实施有两个具体的困难：
（1）设计水平和专门技术是一种几乎同样难以界定的价格劳动，而剩余权只能用来界定一种最难定价的产品。如果将剩余权界定给管理者，高水平的设计人员就会离开；如果界定给设计人员，管理人员就缺少激励机制。
（2）厦门分院不是白手起家，其“公共资产”—总院的品牌和以前中规院投入的存量，是现在所有职工共有的。依靠这一部分资产获得的剩余应该属于大家。
于是在厦门分院，我们采用了一个变通但却十分有效的办法—虚拟合伙人制度，以解决剩余权的界定问题。这个办法的核心就是通过分院高速的扩张，将剩余权建立在增量的基础上。具体办法是：将所有职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本院”的职工，另一部分是“外聘”的职工。总院是分院的大股东，其财产通过每年收入上缴获得的现金流体现；本院的职工是分院的“股东”，获得上缴总院比例后的净结余：“外聘”的职工为分院“雇”的打工者，根据表现和经验取得工资。此时，厦门分院的运行和一个标准的企业没什么两样，雇员只知道自己的工资，而不必操心分院的收入，只要他觉得不合算，可以随时走人。同样，分院如果觉得员工没有达到绩效的要求，可以降低其工资，也可以解除其聘约。职工不是由总院分配（否则就会出现非创业股东），而是直接从劳动力市场、大学、社会甚至其它公司招聘。表现好的职工可以涨工资，优异的职工，可以吸收进来，成为新的“股东”。由于1993年以后，大批本院职工返回北京总院，留下的职工极少（3人～4人），这就为厦门分院的制度转轨，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增量部分足够大，就不会产生激励不足的问题。实际上这3人～4人就好像是分院虚拟的“董事会”成员，分院院长则是“董事长”兼“总经理”。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明确的剩余权制度很快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厦门分院迅速成为所有分院中新制度试验最密集的一个，如成立合资公司、聘用外院打工人员、工程总承包，甚至在其它城市建立自己的“分院”。其中，最成功的就是大规模发展了外聘人员的机制，厦门分院可以像当地所有企业一样，通过厦门人事局直接接收大学生，这些大学生不仅有完整的档案、社会保险合同，同时还拥有厦门地方户口和当地的选举权。与此同时，分院还聘用许多低成本的非专业“绘图员”，开创了制度化大规模引进本科实习学生并从中选择未来职工的先例。厦门分院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一本地化的政策极为重要。在厦门，凡是没有能够成功实现本地化的设计院，大多退出了当地的市场竞争。中规院其它分院的发展也表明，这一策略实施的好坏，是其能否在竞争性的地方市场长期存活的“分水岭”⑧。
在这个制度下，厦门分院内部形成了复杂的分工。以前，一个职工不论水平高低、特长如何，他必须亲自做所有事情—做方案、画图、装订、校对、汇报，甚至买飞机票、报销。根据我的观察，规划师从事的很多工作（大约70％以上），实际上根本不必自己亲自做。但在厦门分院，高水平的规划师主要集中在做方案上，新来的规划师为其完成辅助工作，绘图员为其完成大部分制图工作，其余财务、文秘、后勤等工作，又有专门的消耗更低成本的聘用人员完成。这样每一个规划师，特别是高水平规划师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在厦门分院，核心设计人员同时管理10个～20个项目是家常便饭。而在以前，这样做一定会以质量降低为代价。
同时，由于同全国和当地设计院展开水平分工，厦门分院的“食谱”显著扩大。厦门分院的资质是所有分院最全的，甚至比总院还全。从设计领域来看，除规划外，还包括市政工程施工图、规划－市政总承包、小区－单体建筑设计。分院完成的南海一路、龙岩大道是中规院完成的从设计到交付使用的最大的道路—管线施工图设计项目。分院还是全院最早拥有大型居住区规划完全建成实践的单位。宁波鄞县中心区、厦门新阳工业区、厦门中亚城等大型开发区，更是从规划到市政施工图一气呵成。在分院，私人“炒更”的现象完全绝迹，加班的强度完全可以和任何私营设计公司相比。除了汽车外，办公条件和设备在当时全院各单位中都是属于一流的，不仅是全院最早实现完全计算机出图和计算机网络化，也是最早实行居住和工作场所完全分开的分院之一。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20世纪90年代初，厦门分院（当时称“设计部”）本来已经准备撤点，当时，其不但产值是所有分院中最低的，而且几乎没有任何新的项目。不到10年的时间，厦门分院就成为总产值仅次于深圳分院的地方分支机构。按本院职工人数计算的标准人均产值和净上缴额，在全院所有独立核算的机构中遥遥领先。厦门分院同时还启动了向全国性设计机构发展的进程，市场范围除福建省内多个地区外，还包括天津、浙江、湖北、广东、山东等不同省市，厦门以外的设计任务最高时，可以占到产值的1/2以上。厦门分院甚至还在宁波尝试性地建立了拥有全套设计资质的“分院”。管理（工商、税收、劳保、资质审查）也几乎完全地方化，和一个独立的企业完全一样。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厦门分院当时存在两个隐含的“合约”：第一，是总院和分院的“合约”。在这个“合约”里，剩余权是对称分配的。分院相当于一个独立的企业，分院的职工和总院，分别获得各自投入的份额。第二，是分院内部不同职工间的“合约”。在这个“合约”里，剩余权不是对称分配的，老职工相当于“股东”，是“董事会”的成员。新职工则是分院聘用的，只拿工资不参与剩余的分配。换句话说，新职工按市场价格，拿固定收入，旱涝保收。如果不满意可以随时离开。老职工分配余下的剩余，而这部分是有风险的—效益好，收益可以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效益不好也可能分文没有。
现在，很多人对这种“合约”方式并不满意，认为这只不过是“低档次”的“承包”，而不是真正的企业制度。没错，由于剩余权是有“有效期”的，因此，总院与分院的合约本质上就是一种承包的关系—总院临时把一部分剩余权交给分院，就像农民获得暂时的土地承包权一样。但是，这个制度同原来总院聘用所有职工的固定工资制相比，却是革命性的进步—它使得国有企业第一次拥有了“影子剩余权”。特别重要的是，这个制度成功地回避了存量的产权问题—它被包括在上缴的30％中了—从而把改革的注意力集中在增量部分的分配上。后面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存量产权问题在国企转制时是非常难处理的。
很多人也许会说，大规模地实行承包制，岂不是回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阶段？我们为什么不能一步跨到“现代企业制度”？
这种制度歧视在制度经学的发展中曾经相当普遍。农地制度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在经典的农地制度中，土地所有者可以有3种经营方式：雇工自营、定租制和分成制。第一种制度，大约相当于固定工资的聘用制；第二种制度大约相当于上缴固定数量的承包制；第三种制度就是现在中规院实行的“分成租合约”制。在现代制度经济学方法被引入经济分析之前，马歇尔及其追随者都认为，分成制是非效率的。这种观点影响非常广泛，有些经济学家还通过数学模型，证明结论的严密性。但是，经验观察表明，在实行分成制的地方，土地边际产出不仅不为零，反而比其它两种效率更高。为什么经济学上被证明是无效率的制度可以长期存在？张五常（1968）对佃农理论的开创性研究和现代博弈论的发展揭示了其中的秘密。来源：www.100test.com
我们先看一下雇工自营制和比例分成的效率差异。张五常在讨论中引入了监督成本和风险的概念。首先，农业生产的广布性和劳动效果的滞后性，使得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相当高。雇工自营的制度下，只有“高玉宝”（雇工）自己知道投入了多少劳动，“周扒皮”（雇主）无从监督，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监督成本极高，这一点同知识依赖型企业完全一样—雇工可能出工不出力。分成制下，雇工获得部分剩余，激励的程度大大提高。其次，是经营的风险。农业生产从投入到收入周期长，对外部条件（如气候）依赖很大，即使完全努力，仍然存在风险。分成制则可以使雇工与地主分摊风险。而固定制风险完全在雇工一方，自营雇工制风险完全在地主一方。一旦出现波动，这两种方式都会由于抗风险能力差而出现违约（地主发不出工资或佃户抗租）。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定租制和比例分成制的差异。根据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固定上缴份额的激励和约束都远远大于分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