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城市规划师考试城市发展史讲义(七)09城市规划师考试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9:07:19 09:4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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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聚落与初始城市

　　——结构、形态及其内制因素

　　1 原始聚落

　　诸原始聚落是城市产生的原点。这些聚落形式具体呈现多样化的姿态。人类之所以选择聚居这么一种居处方式，基本目的在于寻求一种在大自然中更有把握和更有能力的生存方式。

　　1·1 从群居到定居

　　群居是生物的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对于个体力量相对弱小的生物来讲更是如此。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形成一股势力，在生态系统的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动物物种而言，它们当中的许多天然存在着要求定居栖息的倾向，“要求回归到安全而又能提供丰富食料的有利地点.而且，正如卡尔·欧·索尔所说，贮藏和定居这种癖性本身大约就是原始人类的特性一种”。

　　人类的定居是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以后才得以真正实现的。具体说来，是在距今大约六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第一次社会劳动大分工，农业和牧业的分离，产生了固定的农业居住点。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意味的是人类在艰难的跋涉之后终于在自然中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

　　之前，人基本上为自然所奴役。风雪雷电，洪水猛兽，都对人的生命构成直接的威胁。四季交替，草木枯荣，在采集经济和游牧生产方式条件下，逐水草而居，生活没有保障。面对异己的自然，生活力极其微弱。定居方式的实现，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次重大改变，人类初步具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种植农业和动物的驯养使食物来源有了比较充分的保证，人们可以开始创造自己永久性的家园。

　　1·2 聚落的封闭性与内向性

　　人的力量此时还是弱小的，家园是防护性的，是庇护所。封闭性因而成为其基本特征。我国西安半坡村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很能代表当时聚落布局的一般特征。以沟作为封闭防御的措施。杨鸿勋先生说：“半坡、姜寨居住区外围都设有宽、深各5~6米的壕堑拦护。这一防御性的措施，兼作雨水的排放沟，……它实际上是一座相当高的围墙。在发明夯筑技术之前，这是一种有效的防御设施”。

　　这时正处于社会发展历史上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相对稳定的、按氏族血缘关系形成的“聚”是原始自然经济的生产与生活相结合的社会组织基本单位，也是组织定居点的基本居住单元。一般来说，一个氏族的成员组成一个“聚”。在空间的物质构成和结构方式上，每个“聚”的中央是公共的“大房子”，是组织活动的中心，“大房子”周围环布着各家居室，具有内聚向心的特征。

　　1·3 从“聚”到“邑”

　　若干近亲氏族集合为部落，这是母系氏族社会组织最大的血缘集团。部落既由若干近亲氏族所组成，他们的聚居体便是由若干“聚”组成的综合体，称之为“邑”。可以认为，由“聚”发展到“邑”，才真正实现了具有长久的独立生存能力的居处基地。从甲骨文看，“邑”是指人居于设有一定维护结构的场地。由壕沟所围的半坡、姜寨等部落遗址就是这种母系氏族社会“邑”的遗迹。考古资料显示，“邑”的空间布局也是内聚向心的特征，中央为公共活动的广场，各氏族的“聚”环绕广场布列，凝为一个整体。其结构方式如图2所示。

　　1·4 “邑”结构的“圈层性”

　　动植物是食物的两个来源。聚落都落脚在生态环境优越的地方。河流提供了饮水和鱼类，两岸的土壤也都比较肥沃，有利耕种，植物茂盛又可饲养家畜。所以，原始聚落的分布一般都以河流水系为线索。《尔雅》：“邑外为之郊，郊外为之牧，牧外为之野，野外为之林”，清楚地说明了邑外部的环境构成。最里一圈为郊，郊有耕地.郊外为牧，是畜牧场地.其外为野，实际上是荒地.再外则为森林地带。很显然，郊和牧构成了邑中居民的食物圈，耕种放牧，生产劳作基本上在这个圈子里进行。现在，我们将图2进一步扩展成图3，就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原始聚落“邑”的分析模型。

　　1·5 “邑”的模式特征

　　如图3所示，邑有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明晰性。表现之一为功能分区明确。生产与居住两大功能区明显分开。在作为食物圈的生产基地中，除了农耕及渔猎畜牧外，另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制作陶器也在这里进行。中心居住区以大房子和居室为主，满足个人起居及公众事务活动，另有贮藏粮食物品的窑穴及家畜圈栏等。明晰性的表现之二为布局结构上的层次分明，清晰严谨。居室以大房子为核心组成各个组团，各组团又以中心广场为核心组织在一起。

　　其二，向心性。空间布局显示出明确的向心性。有大小二级中心，一级中心为中央广场，二级中心为大房子。

　　其三，封闭性。壕沟、土围、栅栏等围护结构将整个聚落围护起来，抵御野兽的侵袭。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墙可能就是从这些原始的防护结构演变而来的。

　　其四，均质性。均质性主要是指各氏族组团在房屋等级、体量及规模上的大体相当，不存在控制整个聚落的高等级、高规格的实体形象。

　　2 初始城市

　　《史记·五帝纪》：“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句话暗含了中国城市起源的线索。一方面在时间上中国城市的雏形大概产生在父系社会的后期，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时期。另一方面远古城市是在聚、邑的基础上演进而来。

　　2·1 阶级的萌芽

　　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已是古代我国从氏族制度向奴隶制度转变的时代。其时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产生了第二次社会劳动大分工，剩余产品开始出现。氏族集体公有制经济逐渐让位于父系大家族私有制经济。由于私有制的形成，氏族社会人群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开始分化，出现了因财富差别而产生的不平等的阶级关系。部落首领渐渐成为显贵，拥有支配氏族部落事务的权力，是左右部落的政治力量。大量墓葬考古发掘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阶级分化。

　　分化不是平静的，而是充满了斗争。《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尧舜之争可以说是阶级萌芽时氏族内部争斗的典型缩影。

　　2·2 战争、联盟与国家

　　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具有共同利益的相邻的部落之间相互结盟，形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突破了传统的血缘观念，以地域规律进行组合，地缘政治取代了血缘关系，使得我国古代社会组织向更高的层次迈进了一大步，“实际上已进入由氏族机构过渡到国家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了”。

　　由于各自发展的矛盾，各联盟之间战争频仍。从黄帝与蚩尤之战开始，暴力已随历史的发展全面登场，一切为己的征战局面代替了以往和平共处的太平盛世。《吕氏春秋·召类》谓：“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说的是尧对南方部落的战争。

　　在激烈的流血争战中，需要统一的意志和行动，需要组织的健全，这样，联盟首领的地位日渐突出与加强。“舜面南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阶级分化日趋明朗。传说中的五帝乃至夏代祖先禹，大概都是些部落联盟的首领。联盟内部的组织与制度建立起来了，“……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兵甲，故时变也”。

　　总之，随着社会的分工，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出现，私有制产生，氏族内部分化裂变，部落联盟相互征战，在诸多相互关联的时代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新的社会秩序开始建构，君主、阶级、进而国家诞生了。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

　　2·3 “城”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如果说人类成功地实现定居是完成了对自然关系的调整，那么，现在的所作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新的关系以等级、阶级代替了平等，社会结构由平面形态转为金字塔形的立体形态，统治人物位于塔尖，君临一切。

　　所有这些都充分反映在居处形态上，主要是“城”的出现。《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现今，学术界多以此解释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据此认为构筑城墙是我国城市建设史上最早的工程行为之一是合乎道理的。城的基本功能首先是防卫，如同它的原始形态——壕沟、栅栏、土围等一样。但城墙决不仅是简单的军事防御工具，在它出现之时就是一种符号，很可能就与政治上的身份、地位、等级规范等联系在了一起。《淮南子·原道训》把鲧为尧所杀与鲧筑三仞之城紧密联系在一起应该有其内在的逻辑前提。城墙的政治符号意义一直延续下来并得到发展，在周代形成严谨的体系。

　　2·4 “城”是地域的景观中心和社会的权力中心

　　城一般是由邑群的中心大邑发展而来，称为都，又可称国。其它的邑则成为它的鄙。国的规模大，再加上城墙的突兀高起，明显成为聚落区域的中心，从而改变了邑群原有的结构方式，从多点平等的无序分布变为中心控制的向心格局。

　　这种变化实际上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运作方式变化的形象反映。针对当代城市消解扩散的情形，刘易斯·芒福德在谈到最初城市的逐步形成时说：“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发展中，情形恰好相反：社会权力不是向外扩散，而是向内聚合(implosion)。社区的各种不同构成因素，以前只是分散在广大的河谷平原，偶而也传及更远的地区，现在却在压力之下被动员起来并束集在一起，统统进入城市的高大围墙的封闭之中。就连自然界的伟力，现在也开始处于觉醒的人类的指挥之下：成千上万的人，在集中统一的指挥下，象一架机器般地行动起来，开凿灌溉渠道、运河，构筑城台、宝塔、祭坛、庙宇、宫殿、金字塔，其规模之大是以前不敢设想的。……城市便是促成这种聚合过程的巨大容器，这种容器通过自身那种封闭形式将各种新兴力量聚拢到一起，强化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使总的成就提高到新水平”。

　　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权力的集中。权力集中于君王之手，即王权制度的形成是城市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第一个关键性的参变因素。如果说先前分散的村落所有的要素及构成方式主要取决于生存、生活的自然需要的话，那么到了如今，到了城市中，一切则很大程度上受着君王个人意志的支配。

　　2·5 王权利益和城市形式

　　君王的首要关注是统治地位的稳固，各项制度及措施的建立都以此为出发点，在城市建设上也不例外。对外以坚固的城墙为屏障，对内则以一系列的规划布局手法建立规范的秩序，树立王权至高无上的形象。

　　2·5·1 中心的建立

　　分析历史，追求官方建筑体形的高大应该是王者树立形象最早使用的手法，基本手段是高大的建筑台基的使用。龙山时代是后世高台建筑之滥觞时期。台基的原始功用是防水避潮，但在阶级日渐分化的时期，只有统治者才能集中大批的人力物力大事兴筑，因而成为宫室建筑与普通民宅重要的区别，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如平粮台、王城岗、煤山等遗址建筑遗存表露的那样。以高示贵，在后世建筑制度中占据了一个核心的位置，从《礼记·礼器》直到《大清会典事例》，都对各色人等的房屋台基高度有明确规定。

　　宫室建筑体量高大，再占据中心位置，成为城市布局的控制性因素，其它建筑元素和城市功能区域围绕着它经营排布。《考工记》的“营国制度”很清楚地显示了这一意向，可以视为战国时期一般都城布局的规律。考古发掘的春秋战国城市，如晋候马、燕下都、赵邯郸王城等，都是以宫室为主体布局的。《吕氏春秋》言：“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然后利用建筑和规划的各种手法，如除了高大体量外，还有特殊的形象、鲜亮的色彩，以及中轴对称等严整的组合关系等，将宫城塑造成城市最高的、也是唯一的中心，城市以单核为形态特征。

　　当然，所谓的中心并不一定是城市平面的几何中心，而是指与其它元素结构关系上的中心地位。事实上，中国古代城市宫城在结构关系上的中心位置与城市平面几何中心的重合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北宋东京可视为一个里程碑，明清北京是典型的代表。杨宽先生认为，西周初期东都成周开创了“西城东郭”的城市布局方式，影响之下，鲁国都城曲阜也是“坐西朝东”的布局，其后，以西为贵，将宫城设在城市的西部作为核心，东连大郭，“坐西朝东”，成为中原各诸侯国都城布局的共同特征，秦国都城雍也不例外，甚至，西汉长安也受到影响。再后来，曹魏邺城、隋唐长安演变为宫城位于城市北部，是“坐北朝南”的格局。

　　2·5·2 轴线的运用

　　在城市面积较小时，仅仅依靠宫室建筑本身的高大便足以控制全局，但当城市面积越来越大时，建筑高度不能无限增高，便需要在水平方向上寻求控制的手段，轴线便应运而生。从平粮台城址的发掘情况来看，其两座城门坐落在南、北城墙中央，南城门发现有相对的两座门卫房建筑，已初显了我国古代城市中轴线布局的端倪。由于中国古代建筑的木构特征，以水平方向的发展为主，所以轴线在中国的建筑和城市中大量运用，技巧纯熟，贯穿于各个层次。

　　曹魏邺城的规划对后世影响至深，以至成了一种模式。其手法是将宫城正殿(文昌殿)的中轴线作为全城的南北中轴线，以宫城前的东西大街作为全城的东西主轴线，在宫城正门前形成丁字相交的干道。这样宫城与南北、东西两条轴线成为整个城市赖以建构的核心和脊骨。围绕着核心，顺延着轴线，派生出方格网，官衙、庙社、宅第、市坊等以序各安其位，城市的形态格局油然而生。

　　2·5·3 分区与坊里制度

　　注重社会秩序的稳定，战国时期的城市有明确的分区。《管子·小匡篇》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所以要按职业组织居住，《管子·大匡篇》明确规定：“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商近市”。

　　为了增强社会治安，许多国家采取了封闭的里制。《管子·八观篇》说：“大城不可以不完，周郭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横通，……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周郭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横通则攘夺、窃盗者不止”。可见里域的作用和周郭、大城一样是用于防范，不同的是周郭、大城用来攘外，里域用于安内。以后，汉朝在全国普遍推行里坊制度，遂使之延续下来，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特有制度，塑造了中国古代城市的特有形态。一直到北宋，里坊制度才趋于解体。

　　2·5·4 “城郭”之构

　　“城郭”一词道出了构成中国古代城市的两大板块——“城”和“郭”。前引《吴越春秋》语道出了“城”、“郭”的功用，其后，它们的性质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城”为君主贵戚所据，“郭”为一般官员和民众所居。这两者自身及相互关系的演变勾画了中国古代城市总体结构与形态的嬗变：

　　西周的东都成周为“城——郭”相结合的布局方式，目的是为了加强国都的实力，而后，这种方式为战国时期各国都城普遍采用，城或位于郭之一角，或位于郭中，或二者相对独立而并列。秦咸阳和汉长安的宫室散布，无明显的“城”与“郭”相区分.隋唐长安将宫室集结在“宫城”内，“城”在“郭”之北面.宋东京和明清北京“城”在“郭”之中央。

　　3 小结

　　原始聚落和初始城市，从在自然中安全立足到人群的阶级关系的确立和维护，生产、生活和政治、军事等主客观因素决定了它们的形态与结构特征。封闭性和内向性，中心、轴线、坊里、城郭制度等，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遗传基因，被后世很好地继承并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一套中国自己的完整而独特的规划体系。

　　蜀汉成都

　　蜀汉(221~263年)，是刘备(汉昭烈帝)建立的。

　　成都位于川西大平原上，四周有山，平时所说的“巴山蜀水”即是其特点。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暖。秦汉以来，成都一直是我国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前四世纪，蜀王开明氏的后世从郫(pi)县迁都至今成都，“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太平寰宇记》)，成都之名沿用至今。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张仪与司马错等灭蜀，遂置蜀郡。据明朝曹学佺《蜀中名胜纪》载，张仪筑成都，周围十二里，高七丈。仿咸阳建制。商业繁荣，甚于魏都。城有少城和大城。张仪筑城奠定了成都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吴都建业

　　吴(公元222~280年)，孙权建立。

　　建业，今南京市。原名秣陵，后孙权改名建业，取“建功立业，统一天下”之意。

　　1.吴都建业的原因

　　第一，地理位置方面，北依覆周舟山和玄武湖，南近秦淮，东凭钟山西麓，西有冶城和石头城相护，位置十分险要。诸葛亮评价：“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刘备客居东吴时，住在金陵，见这里江山秀丽，也认为是理想的建都地点，劝孙权都此，孙权说：“智者意同”。

　　第二，吴以水军立国，这里的环境正适合水军的建设。吴国境内有太湖、巢湖、鄱阳湖，又靠近东南沿海，以建业为中心构成四通八达的船运网，建业为水路咽喉，可以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孙权说：“秣陵有水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居之。”

　　第三，周边地区土地肥沃，水利发达，左思《吴都赋》：“其四野则畛畷(zhen zhuo，田间小路)无数，膏腴兼倍。”

　　第四，政治上，东吴统治集团多为吴郡、会稽的名门望族，在江东拥有大量的土地和部曲(军队)。

　　第五，民意方面，百姓不愿离开故土建都他乡，如武昌。当时流传的民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上武昌居。”

　　2.城市形态

　　这里最早的城是“越城”。春秋时，吴越争霸，越国胜利后在今中华门外长干桥西南筑“越城”，周二里八十步。吴定都建业，扩建都城，周围二十里十九步，每边长约五里左右。城市布局大体上是仿东汉洛阳城的规模。大概是恃大江为固，城为土筑，门用竹篱制作，都城极为简朴，至南齐时才改为砖砌。都城正门叫宣阳门(约在今中山东路以南的淮海路一带)，从宣阳门到秦淮河岸的朱雀门距离距离是五里长街，被称为苑路，即御街。御街的中央是皇帝专用的弛道，弛道的两旁是一般人行走的大道，侧面筑有高墙。大道的两旁是大小官署和驻军营房所在地。左思《三都赋》如此描写苑路：“朱阙双立，弛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耽耽(深邃的样子)，清流亶亶(tan tan，平坦的样子)。列寺七里，侠桐阳路。屯营栉比，廨署棋布。”

　　3.宫殿

　　宫城位于都城的中部偏北，由太初宫、昭阳宫和苑城组成。

　　4.园林

　　苑城，是东吴的皇家花园和皇宫卫队的营地。花园主要位于苑城的东部，面积很大，据说可以容纳三千多名贵族子弟同时在里面骑马操练。苑城北部有座仓城，即苑仓，是储存粮食和物资的地方。太初宫西面还有一座花园，即西苑，是专供皇太子游玩的地方。

　　5.居民点与市肆

　　商业区与居民点主要分布在苑路南端，秦淮河两岸，并沿着秦淮河的东、西、南三个方向延伸，其中最繁华的是横塘和长干两个区域。学者考察，横塘可能位于今“内秦淮”的中华门到西水门的一段，这里有最大的商业区，即大市。长干是指今雨花台下到长干桥一带，它既是商业区，又是达官贵人的住宅区。

　　6.拱卫建业的防卫城

　　建业外围设有石头城、金城、白马城、冶城和丹阳郡等城，以保卫建业。石头城位于建业西面，原址是楚国的金陵邑所在地。金城，相传是楚威王埋金的地方，位于建业城北面。为什么埋金?传说是楚灭越后，为镇压王气，故埋金以镇之，这就是后来南京别称金陵的原因。白马城，是建业江边的一处烽火台。冶城，在建业的西南方.丹阳郡，在建业东南方。冶城和丹阳郡是官营的冶炼作坊

　　西晋洛阳

　　晋朝(公元265~316年)，司马炎(晋武帝)建立。司马炎，司马懿之孙，司马昭之子。咸熙二年，(265年)即父位为相国、晋王，不久代魏称帝，都洛阳，以封号晋为国名，史称西晋。太康元年(280年)灭吴，统一全国。“太康繁荣”。“八王之乱”。传四帝，历时51年。建兴四年(316年)，被匈奴建立的汉国所灭。“洛阳纸贵”的典故即发生在西晋的洛阳。

　　城市形态、宫殿、园林、陵墓、市肆、对外交通、基础设施、城市管理、经济、社会、文化

　　东晋建康

　　东晋(公元317~420年)，司马睿(晋元帝)所建。历时104年，传11帝。

　　东晋及南朝时期是南方城市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表现在(宁越敏)：

　　第一，全国政治中心第一次南移夏代以后，全国政治中心即都城，始终在北方黄河流域，特别是西周以降，都城不在今西安地区，便在洛阳，进行东西之间的移动。东晋王朝建都于建康，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第一次南移。这是因为，尽管东晋朝只占领半个中国，但当时北方为少数民族占据，而且各政权寿命很短，大多数北方人民仍将东晋王室视为正统。不过，南北朝对峙局面形成后，建康不再是全国唯一的政治中心。

　　第二，南方地区开始出现第一流的大城市政治中心长期在北方，使南方地区自秦汉以后一直缺乏一个第一流的城市。司马迁作《史记》时，长江沿岸及以南只有三个二流都会：江陵、吴、番禺。王莽改制时，长安以下设五市，长江流域只有一个成都，而且还在蜀地。由于东晋王朝南迁，使南方地区第一次有了一个可与长安、洛阳媲美的城市——建康。

　　第三，区域中心城市的数量增加较多：京口，即今镇江。山阴，即今绍兴。寿春，位于淮河边。襄阳，汉水中游重镇。荆州，今湖北江陵。郢州，今武汉武昌。成都。广州。

　　1.城市形态

　　都城范围与东吴建业相同，城周二十里十九步。东晋中期曾修建，共开有六门。

　　2.宫殿

　　初期保持着东吴的原貌，中后期开始改建重建。期间由于王敦、苏峻的叛乱而被毁。正殿太极殿，有十二开间，据说代表十二个月。

　　3.园林

　　4.居住

　　除土著居民外，还有不少南渡的北方人口，这是因为北方正处在战乱的十六国时期。来建康的人近百万，其中有不少北方大族。东晋朝廷设立“侨州”、“侨郡”和“侨县”，安置、管理南渡人员。如在京口(今镇江市)设立“南徐州”，管理从山东、徐淮一带来的人民。设在建康地区的侨郡、侨县，大部分归南徐州管辖。百余家大族，与东晋皇室关系密切，被安置在宫城附近居住。由于南北人口杂居，建康的习俗兼有南北的特点。史书记载，建康盛时，人口28万户。有学者对此有置疑。

　　5.经济、社会、文化

　　5.1.手工业、商业

　　手工业以织锦和造纸术著称。著名产品有罗纹锦，除满足贵族需要外，还远销海外。纸张质地精美，王羲之、王献之写字用的麻纸，就是当地产的。据说王羲之一次赠谢安麻纸九万张。商业发达，繁华区突破了长干里和大市，东面的秦淮河两岸和清溪一带也很繁华。某官员被罢官，从广州贩蒲葵扇5万把，很快售完，获利数倍。水运发达，东晋安帝(397~418)时，一次风灾，毁坏官商船多至一万多艘，商业繁荣可见一斑。

　　5.2.文化

　　文人雅士荟萃之地。文学上的玄言诗。代表人物孙绰，以诗宣扬玄学，枯淡寡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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