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市的城市规模，先生指出，各国的规划指导思想总是千方百计控制城市过分的发展，但没有一个城市规划编制在此方面取得成就；中国虽不像孟买、马尼拉等亚洲大城市所经历的爆炸性的城市危机，充分证明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但规划性的东西是客观的，绝不能为控制而控制。在城市规模问题上，是否应当研究一下，在北京一万六千多平方公里范围内，人口估计为一千万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利用一切资源。陈占祥先生肯定了法国“整治区域”的规划调整，又倡导了瑞典斯德哥尔摩、丹麦哥本哈根、加拿大多伦多及美国华盛顿的成功规划经验；在1995年1月13日第一届首都建筑设计汇报展专家座谈会上，他应邀到会并指出：一个城市的最后成功、定形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和历史阶段。比如世界上著名的经典城市，威尼斯的圣玛诺广场，罗马的圣彼德广场等，它们都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的，是经过几个世纪后才形成的，形成的过程是通过建筑将城市的整体性保留下去。北京确有许多令人遗憾的城市建设，只能靠坚持建筑的繁荣，建筑设计思想才能正确得到发扬。如城市现在建筑高高低低的凸现，没有多少生命，关键是如何做好建筑设计，绝不能不顾周边环境。英国有本建筑小册子，书中提到建筑与设计中的礼貌与不礼貌问题：“badman and Goodman architect”，其意为有礼貌和没有礼貌的建筑师。陈占祥先生在解读时说，这种礼貌的界线就是是否尊重规划环境，千万不可只考虑自己，上下左右说不上话，失去统一性和整体性。1997年在一次会议上陈占祥先生再一次谈到“环路、交通与总体规划”。他认为，拆除城墙代之以同心圆的环路系统，是许多西方城市的基本布局，但北京不是维也纳和巴黎，如果保留下城墙和护城河，将环路修在他们中间，“夹枝杨柳夹枝挑”，对发展旅游事业是多大的幸事。现在的二环路各城门口、交叉口都作立体交叉，这是现代城区高速道的设计，但按此要求，二环路沿路是不准安排建筑物出入口的，这样才可保证环路上行车安全。他进一步指出：“经过三十年的建设，首都土地使用已有了明确的格式。东西长安街这条东西延伸的大道由于沿线有地下铁，无形中为线型发展定了调子。从此设想出发，首都规划可能呈现象一串串‘糖葫芦’伸向四方”的作法。联想到新规划，我认为，2004年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05年）”已在某些方面遵循并听取了陈占祥先生的意见，“梁陈方案”的思想事实上在今天有了某些合乎规律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