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公务员备考辅导：申论的论述语言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10 15: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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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议论文的写作也可以说是说理的艺术，除了思想内容要正确，说理方式和语言的运用还要讲究辞章，要写得有文采。古人写文章很注意文采。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意思是文章如果不能用优美的语言来表达，就不可能流传得久远。他还说过：“辞达而已矣。”于是，有人就认为，文章写得同能达意就行了，何必要什么文采呢。苏东坡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在《答谢民师书》一文中说：“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事物了然于心者，盖千院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目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他的意思是说，以辞达意并不容易。要对客观事物的奥妙“了然于心”，就像捕风捉影一样的难，如果而要“了然于目与手”，用语言文字恰当地表达出来，就更不容易了。所以，真要做到辞能达意，文采也就够用了。我国近代著名报刊政论家梁启超，曾以他许多“笔锋常带感情”的政论名噪一时。他主张写文章要做到“耐驳”和“动听”。所谓“耐驳”就是内容要正确，别人驳不倒；“动听”就是文章要写得有文采，读者爱看，读起来人家也爱听。这些道理，都是为了使文章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写评论，也可以从中得到启迪。

　　一、平易近人，深人浅出

　深人浅出就是要把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平易通俗的论述结合起来。评论主要是讲道理的，道理讲得正确，讲得深刻，使读者从中得到启发和教益。同时，道理还要讲得明自晓畅，通俗浅显，使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一篇评论即使内容而好，如果文字艰深晦涩，或者任意搬用连作者自己也不懂的同汇，使读者莫名其妙，评论也就难以发挥作用了。有的古人写文章以“艰深文浅陋”见称，那是不足为训的。

　　评论的深人浅出不是单纯的文字技巧问题。深人是浅出的前提，评论作者对所评论的事物和所阐述的问题有充分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才能把道理讲得深刻，并且讲得通俗易懂。这里有作者的写作态度问题，也有论述方式和语言文字的运用问题态度平等亲和

　　这主要是评论作者的写作态度、思想作风问题。古语说：文如其人。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文风和他的思想作风是一致的。如果把自己看做高高在上的教育者，就容易在文章中发号施令，教训读者；如果把自己和读者的关系看做是平等的，就能用讨论问题的方式，心平气和地讲道理毛泽东于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当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他主张写文章要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在某些情况下，用自己切身的经历现身说法，也要把自己摆在和读者平等的位置，道理可以近人。著名学者周谷城生前曾在《中国科技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领导者有知识才能尊重知识》的短文，谈到领导者要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不像说的那么容易。文章主要部分是这样写的：

　　记得上海刚解放时，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是卢于道博士，他是研究神经学的，他买了3条狗，要砌个狗房子，有的同志批评他说，你这个神经学博士也害神经病了，人的房子都没有，你还要砌狗房子！他给我反映，我当时是教务长，也没有这个知识，只好施工后来给校领导反映，领导和我一样也不懂这个狗呀、狗房子的有什么作用，也是施工后来呢？狗没了，狗房子没了，博士的工作条件和时间也没了，结果，这位博士除了他原来写的那个博士论文是很好的专著外，以后没有见到他有什么很好的成果了，现在想起来，假如当时我们略知动物买验的科学知识，给他创造条件，他这门学问可能早就发挥出来了，可见，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自己也得有点知识)做领导工作的人，如果自己没有知识，往往会对人家的学问进步成为一个障碍。

　　周谷城当时是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委员会主任，但他的文章没有摆一点领导的架子，也没有以教育者自居，而是通过自己过去的教训，用朴实的语言讲清楚一个道理。虽然没有批评什么单位或领导人，但有很强的针对性

　　2.语言通俗平易

　　评论要写得深人浅出，还要注意语言的运用。这直接关系到评论的效果，关系到能不能把评论的内容很好地传达给读者。新闻评论要深人浅出地讲道理，它的语言首先要平易通俗，反对艰深晦涩、故作斯文；其次要新鲜活泼，接近群众，反对各种空话、套话和令人厌恶的八股腔

　　语言的平易通俗，是为了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不等于内容的肤浅和低级趣味的庸俗。真正通俗的语言，来自人民群众的语言，是生动的、富于表现力的，也是读者喜闻乐见的。著名政论家邹韬奋办报，写言论，一直主张“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他在1936年办《生活日报》时曾说：本报的文字要力求大众化，要尽可能用日语文字来写论文和新闻，使一切初识字半通文的妇女们、孩子们、工友们、农夫们，都能看懂《生活日报》，才算达到了我们的目的。韬奋自己写的评论，就有这样的特点。请看他1936年6月18日发表于《生活日报》上的《工作的大小》一文。这篇评论针对人们关于工作的大小和贡献大小的各种看法进行论述。开头是这样的：

　　工作有没有大小的分别？就一般的观念说，工作似乎是有大小的区别)我们很容易想到大人物做大事，寻常人做小事)这种观念里面，也许会有个人的虚荣心的成分，虽则没有人肯这样坦白地承认)但是有的人想要做大事，不满意于做小事，不一定出于个人的虚荣心，也许是出于好的动机，希望由此对于社会有较大的贡献；依他看起来，大事的贡献较大，小事的贡献较小，因为要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所以不愿做小事，只想做大事)这个动机当然是可嘉的，我们当然希望社会上人人都有较大的贡献)于是对于能够有较大贡献于社会的人们，特别欢迎) 那么，什么事算大，什么事算小呢？他巧妙地用大将和小卒做比喻来加以说明：

　　我们如在军界做事，就一般人看来，也许要觉得做大将是比做小卒的事大。但是我觉得做丢尽了脸的不抵杭的大将，眼巴巴地望着民族敌人今天把我们的民族生命割一刀，明天把我们的民族生命刺一枪，而不能尽一点军人卫国的天职，做这样的不要脸的大将，买在远不如做干九路军淞沪杭战时的一个小卒)在这样的场合，一个小卒的工作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反而大，一个大将的贡献不但是小，而且等于零！

　　他接着又设问：

　　如做了真正杭敌卫国的大将，有了较大的贡献，大将的贡献是否比小卒大呢？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军队总不能人人都做指挥官，同样也不能都是小卒。所以，在杭战卫国的大目标下，大将和小卒在与敌作战的军队里虽各有其机能，但是同有贡献于国家民族是一样的，在本质上，工作的大与小，贡献的大与小，原来就没有什么分别的。

　　宜于做大将的材料，我们赞成他做大将，宜于做小卒的材料，我们也赞成他做小卒。

　　从本质上看来，都没有什么大小高低之分，我们所要问的只是他们为着什么做。

　　这篇评论首先说明，有的人把工作分为大小，希望做大事多贡献，也许动机是好的。同时，又巧妙地讽刺了那些对民族敌人不抵抗的不要脸的大将，然后用平易通俗的语言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在统一的目标下，各种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大小高低的区别。文章没有讲什么空洞的大道理，语言也是来自群众的大众化的语言，令人感到亲切而信服。

　　人民群众中有很多生动而表现实际生活的语言，运用得好，可以使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我们所讲的道理，也可以把评论写得生动活泼而富有表现力。

　几爱憎分明，形象生动

　　评论主要是靠逻辑的力量来说服读者。但是，如果在抽象道理的论述中，穿插一些具体的形象，使评论不仅结构严密逻辑性强，而且富有形象性，把抽象的道理和具体的形象结合起来，就可以把道理讲得生动活泼，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使他们更容易理解评论的内容。形象说理也是评论说理论述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具体、形象的东西，总是比抽象的道理更易于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通过形象说理的方式，能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把深奥的哲理讲得通俗易懂，从而增强评论的生动性和说服力。

　　评论中的形象可以是比较具体的，也可以是比较概括的；可以是完整的形象，也可以是某一形象的局部；可以在评论中塑造某种形象，也可以用形象化的语言去描绘所要分析的事物。至于具体的运用，则可以用形象作为由头，引出正文；可以把形象作为依据，提供证明；还可以用夹叙夹议的方式，议论和形象融为一体等等。采用什么样的方式，都要从评论的内容出发，根据说理的需要而定。

　　善用比喻

　　比喻是形象说理常用的方法。巧喻善比，通过形象的比喻，可以使人们由近及远，由实见虚，由感性到理性，由浅显而熟悉的情况了解深刻的思想。总之，就是通过具体的事物说明抽象的道理，把评论写得深人浅出、生动活泼

　　毛泽东很善于运用形象比喻的方法进行说理。无论寓言故事，或是小说戏曲中的形象，在他的笔下，都可以用来说明精辟的道理。如挖山不止的愚公、智斗铁扇公主的孙行者、景阳冈上奋勇打虎的武松以及丢了“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的贾宝玉，这些为人们所熟悉的形象，在他的政论中都成了生动有力的论据。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这篇社论中，为了形象地说明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他连续用了6个比喻。他用“黎明前的黑暗”说明当时抗日战争面临的形势和困难；用航船和暗礁的关系提醒人们设法绕过暗礁，即用精兵简政的办法克服面临的物质困难；用鱼大水小的矛盾说明战争的机构已经不适应战争的情况；用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换衣服说明不应受现状和习惯的束缚；用孙行者化为小虫战胜铁扇公主和“黔驴之技”的故事，说明精兵简政会使八路军新四军变得更有力量。这一连串的比喻，使整篇社论形象生动而有说服力。

　　形象来自实际生活。只要留心观察，有许多事物可以作为喻体，帮助我们把评论写得生动感人。比如，有的地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行动缓慢，迟迟不到位，群众就说，这像“火车进站，叫得欢，走得慢”。有的地方对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规定置若圈闻，照样乱收费，乱摊派，农民说，“现在是千手观音变着法儿要钱”。“把乡镇企业当唐僧肉，谁都想咬一口。”曾经有一篇讲扶贫工作要治本的文章，是这样作比的：瑶家兄弟说得好，帮助饥饿的人，与其送他一只烤熟的鸡，不如送他一支火枪。这些生动形象的比喻，胜过许多空洞的道理

　　2.笔法形象

　　用形象化的笔法直接描绘客观事物，给所要论述事物画像，也是一种形象说理的方法。这种形象描绘的过程，有的就包含了对事物的态度和分析

　　《新民晚报》1992年7月22日发表怡然写的《“你们中国真穷吗？”》，则是描绘了我们一些“公仆”的形象，批评当时的奢侈风气的。文章说：

　　提出这个疑问的，是一位外国承包商，这个“老外”在他承包的工地上，看见前来视察的一些中国普通官员一个个从“奔驰”轿车中钻出来，不禁大发感慨：“参加欧共体财长会议的许多官员也不过坐‘奥迪’而已，怎么反倒说你们是发展中国家？你们中国真穷吗？”

　　文章接着说：

　　该怎样回答这位洋先生呢？其实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穷则思变，所以才要改革开放，然而，我们似乎又很富有，就说坐轿车吧，在一些人身上，哪有穷的泉迹？昔日那段顺，口溜说，“县委书记‘帆布篷’，公社书记‘一三O’，大队书记‘喻喻喻’(施拉机广，早已，成为历史，“蓝鸟”早就飞入穷乡僻壤，“奔驰”也驰骋于大街小巷)难怪“老外”要纳闷：

　　你们真穷了

　　……每一个稍有理智稍有良心的中国人，应该时刻不忘我们的家产根本经不起挥霍，只要看看眼下全国还有百余院少年因家境贫寒而失学这个严酷的现实，就该意识到我们的责任。

　　“蓝鸟”飞奔，“奔驰”驰骋，我们看得恐怕不会太少，“帆布篷”、“一三O”在脑子里也可能还留有印象，作者把这些图景一一描绘出来，就给最后那些语重心长的劝告更增加了

　　分量3.形象具有感情性

　　形象是比较容易表现感情的。形象本身往往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所以，新闻评论在借用形象作比喻或直接描绘某种形象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感情色彩，要使形象能恰当地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我们读毛泽东的政论就会发现，他总是把人民群众比做武松、孙悟空，把帝国主义比作妖精、野兽、纸老虎，把反动派比做狗、粪坑、狗屎堆。他还把反动派内部的矛盾比做狗打架，说这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痛又痒的矛盾”。这样的比喻生动幽默，感情色彩也褒贬分明。

　　从毛泽东1949年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我们可以学习到怎样进行形象说理。文中有形象的比喻和对照，也有形象化语言的巧妙运用。请看他是怎样描述美国政府对华的所谓援助和救济的。文章说：

　　美国确买有科学，有技术，有很多钱，但不是在人民群众手里。

　　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

　　“洒了些救济粉”，“弯腰拾起来”，一个“洒”，一个“弯腰”，形象地表达了丰富的内容和作者鲜明的态度。帝国主义者是以救世主自居的，是来施舍的，给你们洒了些救济粉，你愿意拾起来吗？卑躬屈膝吧。而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他们不吃“喈来之食”，是不会接受这种污辱性的施舍的。

　　评论可以通过形象来讲道理，同时也可以借此表明作者对事物的态度，抒发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鲁迅在1925年3月24日曾经在《京报》副刊发表过一篇题为《战士和苍蝇》的杂文。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请看他是怎样论述的：

　　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泉，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甚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谁也没有发现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宕们！

　　辛辣有力的讽刺，生动贴切的形象，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跃然纸上。

　　三、人情人理，情理交融

　　评论不仅要在道理上说服读者，还要在感情上打动读者，既服之以理，又动之以情。有一种论调认为，评论是说理的，不应当带有感情色彩。国外有的修辞学家主张，在文章的各种风格中应当有一种“零度风格”，就是纯客观的、不带情感、不动声色的那么一种风格。据说这种风格还最适合于评论的写作。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按这样的要求去写评论，那就只能是干巴巴地背诵一些教条，或者不痛不痒地罗列一些枯燥的概念，既不可能感动人，更谈不到说服人。评论作者对他所论述的事物，或褒或贬、或爱或憎的态度，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有所流露。因此，评论中的理和情应当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俗话说得通情达理，意思就是一个人讲话做事要人情人理，你讲的话人家乐于接受，你办的事也容易行得通。可见，在实际生活中，理和情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情为理服务，理借情动人。写评论也是如此有感而发

　　评论应当是有所感而发，有所为而作，这样才能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评论作者对评论的内容有深刻的理解和感受，才能有真知灼见，也才能有真情实感，并自然地表现在评论的论述中。我们的评论作品所表现的情感应当是健康的、高尚的情感，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所以，评论就要对事物有科学的分析，同时还要有作者的真实感受。情理交融的评论，既可以帮助读者明辨是非，又能使他们受到启迪和感染。当然，评论所表现的真情实感，不是高喊空洞的口号所能做到的。

　　评论作者应当是现实斗争的参加者。有些事物，作者首先受到感动，他写出的评论才会有感而发，才能感动读者。1934年，当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攻华北，而加上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悲观论调，甚至说什么中国人已经失去了自信力，针对这种情况，鲁迅写下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严正地指出，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是有的，他们只有“他信力”或“自欺力”，但大多数中国人不是这样：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传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自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地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被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鲁迅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前仆后继的战斗”的广大人民群众，赞扬他们是“中国的脊梁。”这正是出自他爱祖国、爱人民，对祖国前途充满信心的真情实感

　　2.巧用修辞

　　评论文章的感染力如何，首先取决于它的内容。如果从评论的内容出发，适当地运用一些修辞手段，也可以使说理和抒情更好地结合起来，增强评论的感情色彩。语言的运用和修辞的方式都要根据内容的需要，以求有助于说理和抒情的统一。下面试举3种

　　(1)用排比、对偶等句式渲染气氛。《中国农民报》曾经刊登了一篇社论，题日是《假如都像徐永山》，是配合报道《徐永山和他的拖拉机》发表的。徐永山是一位拖拉机司机，他敬业爱岗，节约用油，注意维护机械，降低作业成本，做出了突出的成绩。社论出自当时担任农机部副部长的项南同志的手笔。项南以后在担任福建省委书记期间，还给省报写过许多评论。这篇社论在对照国家规定说明徐永山的成绩以后，接着说：

　　高消耗不可能有高速度，搞四化必须精打细算，努力降低消耗，增加收入，这是搞四化最买际的行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该不该学习徐永山，大家都该认真想一想。

　　假如都像徐永山，一台施拉机一年节省柒油1吨半，单是60院台大中型施拉机一年就可以节省90院吨柒油。

　　假如都像徐永山，一台施拉机节省修理费1500元，全国就是9亿元。

　　假如都像徐永山，一台施拉机一年少开支费用2800元，全国就可以为农民节省20亿

　　假如都像徐永山，干年如一日，精心保养操作，全国二百多院台施拉机，就可以一台顶一台，甚至顶两台用。

　　假如我们不能把高消耗压下来，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那四化就没有希望。

　　假如都像徐永山，买现四个现代化就大有希望，时间也可以大大提前。

　　这篇评论由小见大，放眼全局，从徐永山的事迹联想到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作者没有一点教训人的神气，而是运用对照、排比、假设等修辞手段，把自己的情感融注于字里行间，以鲜明的态度赞扬了徐永山，同时也表达了对农业战线的期望。

　　(2)用设问、反问等语气增强节奏感，这也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方式。古人说：文似看山不喜平。一篇文章如果通篇都是逗号、句号，就会使人感到平淡。如果有一点问号和惊叹号，必要时用设问、反问、质问的语气进行同述，就可以使文章有波澜，有起伏，增加节奏感，也更便于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香港过去沦为英属殖民地是鸦片战争的产物，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本来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香港同归祖国进人倒计时一年，全国人民期盼着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居然出现了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鸦片战争一声炮响，送来了西方文明”。这种谬论实际上是全盘西化思想发展到极端的产物。《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专栏1996年7月1日发表米博华写的《史不可诬》，对这种谬论进行了批驳。文章指出：

　　事买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奇耻大辱？试看一百多年中，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哪一条哪一款能够让人看出丝毫的文明痕迹！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文明是靠屠杀传播吗？进步是靠掠夺交换吗？正义是靠强权体现吗？照此推理，三元里人民倒应该开门揖盗，敲锣打鼓地欢迎“洋师”，而林则徐虎门销烟、关天培横剑殉国，倒成了排拒文明的荒谬之举。

　　文章还说：

　　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以至于此，连正义和非正义、侵略和反侵略、国家主权与外国强权这些是非都分不清，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又从何谈起呢？

　　作者在分析、批驳这种谬论的同时，还强调了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更应加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近代史教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文章分析具体细致，批驳有理有力，而加上3个有力的反问，更显得生动而有节奏感

　　(3)富于幽默感。幽默是一种机智、巧妙的论述方式。有些评论可以通过一定的修辞手段，表达作者或赞成或反对的思想感情。列宁曾经说过：幽默是一种健康的品格。其实，列宁有许多政论就是用幽默的笔调写成的。

　　1997年10月14日《杂文报》发表张雨生写的《有感于巴西对中国官员说“不”》，也是一篇颇具幽默感的文章。巴西的伊泰普水电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又是著名的风景区，世界各地来考察、旅游的人络绎不绝。如今巴西政府惟独对中国做出限制，一年最多只能来四批中国的官方代表团。原因是近年来那个水电站已经接待了近百个中国官方代表团，但其中真正懂技术，或者能促进双方经济技术合作的人数极少。文章就此议论道：巴西人的脾气也古怪，中国官员树自己的国库，不远院里飞到那儿去，想看看水电站，他们居然反感，竟然限制。若是颠倒一下，换了咱们，恨不得天天接待他们才好。只要他们愿意来，玩得开心，我们什么都能做到)挂彩旗，刷标语，波水扫街，警车开道，茅台酒宴，乃至让小学生停课列队欢迎，这些都是我们的拿手戏。风景区接待了多少外国官方代表团，那是政绩呀！至少，也可以向老百姓张扬，“提高了我们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公费旅游”这个词，不知巴西有没有？人家做出这个限制，目的不在帮助中国禁止公费旅游”……公款出国旅游，是中国官员腐败的一面，已引起国内人民的反对，也引起了外国人的厌烦。就算是巴西歧视中国官员吧，那也是歪打正着。

　　如此说似乎是巴西人替中国老百姓出了一口气，而这篇文章的论述，却正是道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反语讽刺，幽默风趣，作者以轻松的笔调痛斥了那种久治不愈的腐败现象

　　是朴素精练，要而不繁

　　朴素是评论应有的风格。评论要写得朴素，就是在说理论述的时候，力求质朴自然，把作者观点和思想感情准确而恰当地表达出来。朴素并不等于内容空洞、语言粗糙，而是要经过作者的提炼加工。朴素，就要反对装腔作势、哗众取宠，进行论战也不能用谩骂代替斗争。这里面，有作者的写作态度和思想作风问题，即如何对待读者的问题，也有语言文字的问题。这里主要讲语言文字问题

　　所谓精练，就是要用恰当的篇幅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内容要精辟，而语言又很简洁，不舞文弄墨，故作斯文，以同害意。当然，精练并不等于短，更不能简单地说评论写得越短越好，而要量体裁衣，长短适度

　　评论的朴素和精练是相辅相成的。有深刻思想内容的文章，不需要用华丽的辞藻来粉饰，也不需要冗长烦琐的论述；而精练得体的文章，往往更能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

　　毛泽东给延安《解放日报》写过一篇社论《质问国民党》。那篇文章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真反共假抗日、制造反共高潮的事实和谬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读来痛快淋漓，令人拍手称快全文虽长达约5000字，但读者不会有一点冗长的感觉如果压缩成一两千字，篇幅虽然短了，但也就没有那样的气势了。

　　可见，评论的篇幅长短不是绝对的，应当从评论的内容出发，该长则长，能短则短。当然，总的来说，要像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的，要尽量“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他还说，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建设时期何尝不应如此

　　至于如何把评论写得朴素精练、要而不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道理实在

　　这就要求作者首先要对客观事物或所要评述的问题，有准确、深刻的理解，从实际出发，弄清问题的实质，然后给读者把道理讲清楚。如果作者自己的思想就不明确，分不清主次，抓不住要害，也弄不清读者的思想症结在哪里，问题就很难讲清楚，更谈不到写得精练了 道理要讲得实在，就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说实话，讲真理。对问题不夸大，不缩小，尊重

　　事实。评论要有感而发，但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即使是批评性的言论，也不能只图批得痛快，而要考虑社会效果。

　　请看1994年2月23日《人民日报》的《今日谈》发表的《值得一听的外国人的话》：

　　《文摘周报》不久前的一期刊载了《法拉奇旋风在京城》一文，其中写道：“她在讲演里还响亮地告诫：中国的发展不要‘放弃自身的传统和模仿我们西方人的错误和罪孽！’她说她到中国3天里，接触到的少数年青人谈论的都是金钱，也看到了酒店的拉客女郎，感到非常遗憾。‘我因为热爱你们而担忧’，她说‘如果这么大的变化仅仅是经济上的，而忽略了精神文化方面，那么任何变化都不会是好的、真正的变化。”

　　说得多么好啊！国内有类似见解的也不乏其人，可是出自一位外国人之口，就更值得一听，更值得重视。

　　法拉奇说的这种现象，何止“少数”，又岂止是“年青人”呢？发展经济是为民富国强必然的大事。但，只为“钱”而“争斗”，只顾自己利益不管他人利益已成世风，不讲人品、道德风尚，更有甚者，在商品经济时代，竟把人格也当成“商品”，岂不可卑、可叹、可悲！ 这篇文章是老一辈革命家张爱萍写的，全文只有400字。这里写的是作者即事而发的感慨，是发自内心的忧国忧民的感慨，也是对广大读者语重心长的劝诫：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不能忘记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文章朴素精练，亲切感人

　　2.篇幅适度

　　评论的长短，应当由它的内容决定。在这个基础上力求文字简洁，短小精悍。为什么有些本来可以写得短些、精粹些的评论，会写得烦琐冗长呢？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求大求全的思想在作怪，似乎文章长一点，架子搭得大一点，讲的方面多一点，才能显不出内容的重要其次，不了解读者的情况，认为读者什么都应该知道，什么都想告诉读者。这样的文章自然就会枝蔓横生、冗长乏味。评论作者不能把读者看做是什么都不懂的人，而应当根据评论的内容，针对读者的需要，主题集中，论述集中，行文语气集中，这样才能写出短小精悍的评论。当然，也有精益求精、锤炼语言的问题

　　1993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报道了河南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的假药案，标题是《阳光下的罪恶—河南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假药案揭秘》。这个兽药厂在一些人的庇护下，3年来一直制售人用的药，而且是假药。不断的举报，不断的调查，都未能制止这种罪恶，而且厂长工志强还不断地戴上了一顶顶桂冠。主犯终于落网了，但案件并未结束。报纸为这篇报道配发了编者按语，全文如下：

　　读了这篇报道，凡正直的人都会义愤填膺)一个厂竟然造了这么多、这么长时间的假 药！而假药厂长竟然获得这么多“荣誉”！这么多的揭发和调查竟然奈何他不得！不仅有一些政府部门为其开脱，还竟然出动公安人员为其“保驾”，这究竟是为什么？

　　假冒背后往往有地方保护主义的支持，而地方保护主义的恶性发展究竟通向哪里，通过这篇报道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此案的主犯虽已抓获，但那些怂弓者、包庇者，也该得到应有的查处)这既是广大读者关心之所在，也是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所必须。

　　编者按语的矛头集中指向民愤极大的地方保护主义，道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发挥了有力的舆论导向作用。同年10月巧日，周口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主犯工志强被判处无期徒刑，包括地区和县的个别领导人在内的同案犯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并不是只有编者按语这种形式的评论才能写得这样简洁有力。由项南执笔的《福建日报》社论《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论老虎和苍蝇》，周谷城的《领导者有知识才能尊重知识》，张爱萍的《值得一听的外国人的话》就都是这样的评论。所以说，只要思想明确，笔力集中，就可以把评论写得长短适度，繁简得当

　　语言规范

　　评论要写得短而精，还应当在语言的锤炼和运用上下功夫。古人写文章讲究“炼意”，还要“炼句”、“炼字”，要避免文章中出现“浮同”、“累句”，这是很值得学习的。古代文学理论家刘耙主张：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见其密。这要求是很高的。新闻评论的作用如何，首先要看它的内容。但是，内容多么好的评论，也需要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如果一篇评论有许多“浮同”、“累句”或各种八股腔，那还怎么吸引读者、说服读者呢？

　　我们的媒介一向重视语言文字的运用。早在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就曾针对社会上语言方面的混乱现象，发表了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关于语法修辞的长篇讲话。事隔30年，1981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大家都来讲究语言的文明和健康》，强调要讲究语言的规范和文明。1994年和1995年，《人民论坛》专栏发表了《重视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建设文明的语言环境》等评论，这些评论都引起了社会上的普遍关注

　　真正能发挥正确导向作用的评论，关键在于它的内容是读者需要的，道理又讲得实在。如果而用朴素、规范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更易于为读者理解和接受。请看一篇《人民日报·今日谈》专栏征文的得奖评论，1996年9月15日发表的《请注意“人均”之下的贫困户》：

　　福建省一位领导同志到农村调研时说：“买现小康目标，不光是看人均收入水平，还要注意‘人均数’掩盖的不平衡，树立人人意识)”此话很有针对性，令人深思。

　　“人均”收入高低是衡量贫富的一个重要标尺，掌握准确的“人均数”，是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不能看到颇高的“人均数”就沾沾自喜)因为“人均数”里看不到贫富差别，看不到贫困线)试想，把一两个大户几干院上百院的收入平均到一般户、贫困户头上，全村人均收入自然能够上去)作为领导干部，如果只是看到“人均数”，而看不到人均背后的不平衡，不会算“人均”之下的收入账，不知道一个乡一个村里的贫困户有多少，他们的收入为何低，怎样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使他们的收入达到或超过“人均数”，就很难使其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快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步伐。文章讲的是普普通通的道理，用的是朴素通俗的语言，但提出的却是一个较普遍地存在的被一些领导干部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