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柳传杨是柳老先生最小的女儿，未言先泣的柳女士深情地回忆起了他的慈父：“对公家的事讲究，对自己的事抠门；对公事非常认真，对家事非常细致；对孩子一视同仁对母亲一往情深；有时非常刻板，有时又非常幽默。这就是我的父亲。他工作这么忙，但我们小时候所有的家长会，他都要亲自去；他工作这么杂，他却记得嘱咐我们国外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做事；他工作这么累，但他却始终对母亲关怀备至：情人节，早上起来，他会第一个跑去买花送给妈妈。弥留之际，他握着妈妈的手最后说出了三个字‘我爱你’……。”
……
生前，柳谷书最喜爱这样一副楹联：仰卧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今天，生者告诉逝者，82年的法律人生，你没有遗憾，也没有惭愧；
今天，逝者告诉生者，82年的人生春秋，我有爱无悔，有喜无怨。
逝者已去，我们生者应该做什么，还能做什么。
中国002号律师的法律人生
——谨以此文祭悼柳谷书同志
柳谷书，一个响亮而无法忘记的名字，一位独特而颇为传奇的人物，一种高尚而极富魅力的风范。
东奔西走的磨砺，南来北往的开拓，总是忙忙碌碌的身影，照旧风风火火的步伐，不断攻关拔寨，不懈排难解纷，这既是他人生追求的成果，也是他艰苦创业的写照。所以，对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来说，他是开创者；对柳沈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来说，他是开办者；对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来说，他是开拓者。
然而，2003年9月5日凌晨2时22分，他那不知疲倦的生命在82岁的台阶上划上了休止符，但他多彩的人生却在生者与后人面前愈加显现出辉煌和炫目。
一种风光无限的人生。
一种风彩依旧的人生。
仿佛，柳老还在我们身边；好像，柳老并没有离我们远去；似乎，柳老还在继续他的法律人生……
起
1921年，柳谷书出生于江苏镇江一个资本家的家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在这片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在这样宁静祥和的书香门弟家庭，柳谷书开始了他的少年生涯。
然而，日本侵略者践踏中华大地的铁蹄打碎了他们一家宁静的生活。抗战爆发后，由于家乡沦陷，他独自流亡到了苏北，再辗转来到了上海。然后，在当时仍是法租界的上海，继续高中学业。其后，在中国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1940年考进了上海大夏大学，主修经济专业。其后，在中国银行任职。在旧上海的十里洋场，目睹旧中国的黑暗的他，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于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系列进步活动，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一个豪情满怀的青年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专业知识投入了党的怀抱。
承
1949年，按照组织安排，他随军代表来到了北京，参加了新中国人民银行的接管工作。尔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热潮中，他又被调到了东北地区，并在哈尔滨市工作了两年。回北京后供职于华侨事务委员会，随后又转到了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1965年，便在贸促会的法律部担任副部长。当时的部长是后来担当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任建新同志。1957年律师制度被取消后，这个法律部是中国唯一对外的法律机构。
由于他长期在国内从事法律、知识产权的工作，为此曾获代表中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联合国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从那时开始，陆续接触了国际上有关方面的人士。到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时，司法部按照申请先后顺序批准的中国第一批律师名单，任建新与柳谷书分别获得了中国第1号与第2号律师的雅号。
转
1984年，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时任中国贸促会法律部副部长的柳谷书已年过60，该准备退休了。这时，香港一位叫黄金富的企业家几次写信给当时的有关领导，希望内地在香港成立一家从事专利服务的机构，以适应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信最后送到了贸促会领导的桌上。派谁去呢？领导的眼光落在了柳谷书身上：他曾于80年代初几次赴欧美考察专利制度，还曾作为观察员代表中国列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于是，这年3月，精力充沛的柳谷书怀揣贸促会给的80万港币，带领三个年轻人，风尘仆仆赶赴香港筹办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应了古人“六十学打拳”的说法，柳谷书开始学习经营专利代理这项新业务。然而，创业的艰难是今天的我们无法想像的。“当时，我们很节省，不舍得乱花国家的钱。在华润大厦借了两间房，每天上、下班连6角钱的车费都舍不得，经常靠走路。一次路过一家西饼店，看到橱窗里摆着奶油蛋糕，我就想：什么时候我能买一块尝尝。”很多年后，柳老深情地回忆起了当时的生活。谈起这段往事，很多人都知道这么一个故事：一次下雨，柳老手下一位叫杨凯的年轻人怕雨水浸坏了皮鞋，光脚在街上走，引来不少香港人奇怪的目光。
在艰苦创业中，柳谷书充分抓住了《专利法》颁布的良机。他和几位同事在香港举办了20多次讲座，向当地法律界、工商界人士讲解中国专利法。他一下请来了当时的中国专利局局长赴港讲演，并将讲演制成录像带出售。此举颇受当地人士欢迎，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的名声也随之传开。
1985年4月1日，《中国专利法》正式生效。当天，在香港申请内地专利委托的有800余件，其中600件指定柳谷书主持的中国专利代理（香港）公司代理。一年后，国内共受理此类委托4000件，柳谷书及其公司受理了其中的一半。此后几年，柳老与他的同事先后为香港著名商标“维他奶”申请到内地商标专有权；为“金利来”排除了商标侵权麻烦；柳谷书还接受美国迪斯尼乐园的委托，及时制止了广州某公司筹建“东方迪斯尼”的计划；受美国IBM公司委托，保护了其在内地的商标专有权。
1991年，年逾70的柳谷书退休回到内地。短短6年，他创办并任董事长的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资产从最初的80万港币升至5亿港币。
退休后的柳谷书，仍然闲不住。在香港工作的几年，他深感内地的律师制度亟待改革，于是，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在司法部注册的律师，他与国家专利局退休的原副局长沈尧曾等人于1992年10月创办了柳沈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此举备受海外瞩目，有海外媒体称：中国终于出现了一家与国际接轨的合伙制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
就在这时，一件事使柳老本可以高枕无忧安享晚年的命运出现了转折：1992年12月，时任司法部部长的蔡诚找到柳老说，司法部在香港的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缺个掌舵的人，您又是这个公司的创办人，再出来干几年吧！
“办自己的事务所，虽然是白手起家，但毕竟是自己的事，而且前景还好。然而想为国家做点事，就应该服从国家的需要。”他选择了后者，他深知再次赴港不是享清福，而是重新创业。
再赴香港，今非昔比。第一次赴港，柳谷书两眼一抹黑。此次赴港，他已与香港律师界、工商界许多的上层人士成为老朋友。凭借这些优势，到港后他就主抓公司业务的拓展与深入。为此，他走了几步棋：第一步是完善了香港委托公证人加章转递工作。这是法律公司的一项重要业务。开始，内内外外都有人反对，当时的司法部部长指示：这是香港公司在当地的公司行为，由董事长柳谷书决定，内地政府部门不干预。他参照当地公证律师的收费标准，适当提高了法律公司在此项业务上的收费标准，使公司在香港站稳了脚跟。
在保证公司有正常、健康的财务运转的同时，柳谷书始终强调：我们公司不是单纯的经济实体，除了完成本职的法律服务外，还要为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团结香港法律界，为香港平稳过渡做出贡献。有人只看到他创办事业的经济效益好，称他为企业家。然而真正了解他的人认为，他是一位真正为国为民办事的法律家、开拓者。
合
其实，柳谷书再度出山还有一个重要设想：为年轻人带路，并将其视为自己律师生涯中接受的最后一项“委托”，因此必须出色完成任务。
6年后，柳谷书功成身退，又一次回到了北京的家里，享受天伦之乐。6年前，他接手这家公司时，公司租用华润大厦办公楼，办公面积仅有100平米，等他离开时，公司已在港岛中环统一中心购买了一层办公楼，办公面积扩大了6倍。除经济效益外，在香港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此外，公司的年轻人也已逐渐成长起来了，队伍也兵强马壮了。
此时的柳谷书，似乎对香港繁琐而艰苦的创业仍存有一份执著及美好的记忆。他说：“我就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不计较别人说的好与坏。当然，有人不赞成我的意见，但是只要我觉得自己是对的，我就认真地去做。”
后来，他获得了其属下——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员工赠予的银色纪念盘，上书：“柳谷书董事长——香港创业十周年纪念。”每每看到这个纪念盘，他就感慨万千：“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柳谷书。我是邓小平路线的受惠者。”
今年初，柳沈律师事务所迎来了十周年庆典，在鲜花和掌声中，柳老按过全体员工赠送的银盘，上面写着：前河一开，万川奔流，这八个字暗含着对今日“柳沈”发展成果的无限感慨，更深切地表达了大家对柳老具有的与时俱进的前瞻性的钦佩与敬意。如今的柳沈，正如柳老当初预见，事业蒸蒸日上，已是拥有170余人的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大型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
喜
1973年，作为我国派出的代表，柳谷书出席了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1979年3月，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国际商标注册条约会议”，当时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法律部副部长的柳谷书又以观察员身份代表中国列席会议。该组织总干事鲍格胥请他转告中国政府领导人：欢迎中国加入这个组织，并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专利制度。
此后，联合国几次出资邀请柳谷书赴欧美各国考察专利制度，为中国制订专利法和建立专利代理制度提供借鉴。回国后，他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涉外代理专利制度的设想，并建议在香港开设专利代理公司。他的建议受到了中国专利局与贸促会的重视。此后，在为中国第一部专利法、商标法的起草与实施中，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1978年以前，我们对知识产权保护重视还很不够。中国长期没有加入到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行列中去，既不能制止对别国专利、商标、版权的侵权行为，也不能通过法律和国际惯例去追究他国对我国的侵权。
然而，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是，1979年当时鲍格胥博士对中国提出的三点希望：一、中国修改商标条例以适应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二、建立中国的专利制度；三、加入联合国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和巴黎公约。现在，这三个方面已经全部实现；不是仅仅修改商标条例，而是颁布了单行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商标法；通过了中国的第一部专利法，并建立了专利和专利代理机构，还制定颁布和实施了著作权法；中国不但参加了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和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而且加入了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
柳谷书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事业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成绩喜人。
怒
1997年初，港英当局为制造事端歪曲中资机构，在报刊上大肆渲染中国法律服务有限公司不在香港律师会按“法律执业者条例”注册一事。他们绝口不提一个重要事实，即中国法律服务有限公司在10年前已依法注册执业，而港英政府在1994年自行修改上述条例，要求所有外来律师都在律师会再进行专业注册为“外国律师”。我们多次与港英政府有关部门接触，提出有关外国律师登记注册的规定，不应涵盖我们中国律师。
而港英当局一意孤行，不理我方意见。一时间香港报刊、广播铺天盖地矛头直指我公司，什么“中资有法不依，给香港法制带来阴影”，什么“警方已开始调查”云云，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强烈的民族感在柳谷书胸中油然升起，他说：“我是中国人，在香港谁也不能让我们做外国人”。香港平稳过度的大局更使他冷静地思考应采取何种对策解决问题。柳谷书向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汇报后，征得司法部指示，按不失原则、低调处理的策略，决定亲往香港律师会对话。柳谷书面对律师会会长、副会长说：“你们要我做外国律师，这给我出了难题。从我年轻时就知道，香港是被英国人抢占的。这是中国领土，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在香港即将回归时，要我们变成外国人呢？更何况十年前我们已依法注册，这十年来一直依法服务、依法纳税，深受港人欢迎”。由于争取了律师会的合作，香港立法局专题讨论我公司注册问题的会议上，律师会陈爵会长面对“民主派”的反对，提出修改法律执业条例提案，即将“foreign lawyer”中译文改为“外来律师”。鉴于香港律师会态度的转变，后经司法部批准在我公司架构下组建了合伙制的中国法律律师事务所，并已以非香港律师的名义递交了注册律师事务所的有关材料。
这场风波的平息是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港澳办与司法部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同时也离不开在第一线指挥者柳谷书的审时度势、周密安排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忧
与外国人打交道，柳谷书是专家，更是朋友。他就是在与外国人打交道中，既坚持了原则，又发现了问题。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深入的思考，他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许多中肯、科学而有效的建议。
他曾参与了两次中美两国知识产权的谈判：一次是1991年底到1992年初在美国讨论有关化学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另一次是1995年春在北京举行的有关对版权保护的谈判。美方认为，中国对版权尤其是光碟、录相带版权的保护不够。但柳谷书认为，其实我国近年来非常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但不容否认的是我们在保护措施上有不足之处。
保护措施不足的原因之一主要是机构设置上不完善，即专利商标和版权由不同的部门主管，商标由工商管理局下属商标局管理，专利由专利局管理，新闻出版署属下有版权局，不同机构在管理同属知识产权的问题，至于各省也有相应的局处。但工作人员不足，没有力量了解各地出现违例的情况问题，管理效力自然减弱。如果中央有统一的管理知识产权的部或总局，每个省也有统一的分局，这就可以有强有力的管理。可见，这与体制有关。
为此，柳谷书建议，应将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机构进行调整，把分散的机构合并起来，成立中央强有力的统一管理机构。这样，便于与国际接轨，如联合国和不少国家也有统一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发生问题时，可以对等谈判解决。
庆幸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柳谷书忧得有眼光、有效果。他的建议一一得到了落实，化学知识产权的保护在《专利法》的修改中得到了反映、知识产权学院的建立早已不是新闻，知识产权庭的设立在法院则成了旧闻，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规范也已初战告捷。
可以说，身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柳谷书先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开拓，在不断地弥补遗憾，也在不断地改写忧虑。
人生，因为有了遗憾，才有了追求的动力；
人生，因为有了忧虑，才有了奋斗的压力。
爱
有一位名人说过，热爱是人生的老师。
因为有了热爱，人才有激情；
因为有了热爱，人才有深悟。
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属下，不管是对爱人还是孩子，柳谷书都敞开胸怀毫不吝啬地给予了一片爱，一片感人至深的爱，一片动人落泪的爱。
更不用说，他对工作的爱，对事业的爱，对完善中国法制的爱。
中国的法制建设的完善是柳老的理想，他竭尽全力为法制建设献上一份力量。中国政法大学反映经费困难，柳老决定创立教育基金，捐献500万元人民币，作为发展法学教育专用。最高人民法院要创办全国法官培训中心，柳谷书决定赞助500万元人民币，使培训中心基建工程得以完工。
柳谷书在征途上从未停歇，达到一个目标后，接着又树立下一标杆，向下一个高度进发。70多岁高龄的柳老每天上午九时到达办公室，开始紧张的工作，接谈一个接一个，签署文件、查阅财务报表……，劳累使病魔侵入身体。1996年开始每月都发烧。在香港，各种常规检查都做了，查不出原因。他也只是在实在撑不住时休息一两天，稍感好一些又来上班。有几次发着高烧打完针，满脸通红又出现在办公室接待客户。终于因便血躺倒了。回北京全面检查，结果是直肠癌。消息传来，人们焦灼不已。为怕影响他的治疗效果，仅告诉他是患直肠息肉。手术过后十分顺利。他在病床上仍和来探视的司法部部长，以及同事们谈着公司未来的工作打算。身体稍一恢复，又动笔修改论述中国律师在两个不同法域的纽带作用的文章。司法部领导关心他，希望他多休息。可是一出院他又登上返香港的飞机。他放心不下那里的工作。到香港行李未打开，柳老就关心询问公司工作，同事们见了急在心头，忙劝他休息后再说。当晚，家人们一合计，认为如不将病情告之，他又会像过去一样不顾健康。于是决定把病情对他实说。柳老听了，不以为然，幽了一默：“原来到了阎王爷门前走了一趟”。他只稍休息了两天，又精神抖擞走进了办公室，并通知全体职工开会。他自己宣布病情，并布置公司工作构想。
无论是在专利代理公司，还是在法律服务公司，抑或在柳沈律师事务所，柳谷书始终坚持并要求做到“委托人就是上帝”的服务理念。他说，只有真心实意、全面到位地为委托人服务，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公司才会赢得信誉，也才能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业务开拓急需公司形象的树立。柳老说：在香港从事服务业，门面是体现实力的，是对客户的尊重。我们自己需要提倡节俭，不铺张，但门面要按香港规矩。1993年公司从原本两个单位合用的1千尺办公室搬到3千尺办公室，实现一个律师一间办公室。两年租期满，又迁至近1万尺的办公室，使公司形象大为改观。
谈起这位老领导老上司，他的副手他的属下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念不完的情。
远在欧州现供职于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的王正发、现已加盟美国一家律师机构的李传杰、仍坚守在港深之间为知识产权业务奔波的杨凯、现担任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的石小梅女士、刚刚从中国法律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位置上退下来的庄仲希、曾担任中国法律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新近又被深圳律师代表直选为会长的徐建及多年的老部下任红总编（北京法制报）、王殊主任（原北京办事处主任），对柳老给予的爱时刻感铭于心，对柳老的教诲总是言犹在耳。
王正发：“我与柳老30多年的交往，他给了我4个字，那就是热情、真情……。”
作为柳谷书先生的同事和朋友，全国律协的老会长任继圣用了一副楹联对他作了精确的概括：“一身正气一生创业，两袖清风两代栋梁。”
杨凯：“我永远忘不了我们住在香港西环艰苦的日子，更忘不了柳老带领我们创业的幸福时光……。”
石小梅：“专利代理公司凝聚了柳老的心血和汗水。”
庄仲希：“今年他老人家过生日时，他在北京，我们在香港；如今，他在里头，我们在外头……。”
徐建：“当了他这么多年的部下，从来没给他送过什么东西，他也从来不收我们任何东西。但我始终忘不了，我女儿满月时，他到我家来送给我女儿一个价值千元的大金牛……。”
任红：“他经常告诫我们这些中层骨干，永远不要手心向上，要学会自力更生……”。
王殊：“我从没有见过如此可爱又可敬的老头，他每天回家必与夫人握手的感人举动，足以让我们这些小字辈汗颜……”。
李传杰：“要不是他敢做善做，专利公司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发展……。”
柳传杨是柳老先生最小的女儿，未言先泣的柳女士深情地回忆起了他的慈父：“对公家的事讲究，对自己的事抠门；对公事非常认真，对家事非常细致；对孩子一视同仁对母亲一往情深；有时非常刻板，有时又非常幽默。这就是我的父亲。他工作这么忙，但我们小时候所有的家长会，他都要亲自去；他工作这么杂，他却记得嘱咐我们国外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做事；他工作这么累，但他却始终对母亲关怀备至：情人节，早上起来，他会第一个跑去买花送给妈妈。弥留之际，他握着妈妈的手最后说出了三个字‘我爱你’……。”
所以，柳老先生对他的4个儿女的影响不仅是点点滴滴，更是一生一世的。长子柳传志是一位名人，但说起父亲依旧泪流满面：“父亲一直工作忙碌，所以我们相聚时间不多，但往往在关键时刻，都能给我重要的教诲。我们家从不为物质的东西发生矛盾，却常常为怎么干好每个人的事业发生争论。……”
2003年9月15日，北京八宝山。
柳谷书同志追悼会在这里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任建新同志来了，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来了，司法部张福森部长来了，老部长蔡诚来了，老朋友来了，老同事来了，老部下来了，他们从美国、从欧州、从香港、从深圳、从广州、从上海赶来，从北京的不同方位赶来，来看柳谷书同志最后一眼，来为柳谷书先生送行，来与柳老先生最后一次谈心、最后一次商讨、最后一次交流……
生前，柳谷书最喜爱这样一副楹联：仰卧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今天，生者告诉逝者，82年的法律人生，你没有遗憾，也没有惭愧；
今天，逝者告诉生者，82年的人生春秋，我有爱无悔，有喜无怨。
逝者已去，我们生者应该做什么，还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