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律师之路（二）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1: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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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九八五年春节前，我领到了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工作证”，这是我期盼已久的事了。主任告诉我，从此之后我可以办理民事代理、刑事辩护业务了。“律师工作证”是一个比名片宽少许的红本本，压塑封面很醒目地凸现着“律师工作证”五个烫金字，这是我见过的最精致的工作证。我如获至宝，为防“律师工作证”损毁，我专程到本市最大的百货大楼买了一个价格不菲的真皮皮夹，作为盛放“律师工作证”专用包。我的“律师工作证”编号是鲁司律字第716号，我不知道编号的含义，我猜想我可能是山东省恢复律师制度之后的第716人吧。“律师工作证”职务一栏与其他律师不同，填写的是“律师工作者”，其他律师“律师工作证”职务一栏填写的是“律师”两字，这意味着我还不是一名正式律师，但这都无关紧要，按当时的政策有了此证就可以开展各项律师业务了。

　　不久我承办了第一起刑事辩护案件。我处全体律师悉数上阵，参与建国以来本地发生的最大的一起拐卖人口犯罪集团案件的辩护。“严打”期间讲究从重从快，当时律师只能在审判阶段参与辩护，律师出庭前的准备工作是极其仓促的。刑事辩护首先从繁重的阅卷工作开始，我看着摆在我面前的是摞在一起足有一尺多高的八本预审卷宗材料，作为第一次承办刑事辩护案件的我，真是感觉无从下手。在没有复印条件的当时，阅卷要全凭手抄了。为了搞清案件事实，整理出辩护思路，阅卷工作整整用了两天才完成，誊写的阅卷笔录足足有两本稿纸。我的指导律师工作很认真细致，可以说是手把手教的我，我完全是在老律师的指导下完成的阅卷。

　　接下来需要到羁押在十余公里外的郊区看守所会见被告人。在办公条件急差当时，我们骑着“雅马哈”摩托去看守所与骑着自行车去看守所的同行相比还是很威风的。我被指定辩护的被告人是一个五十余岁的老太婆，案发前在村里任妇联主任。当我用随身携带的律师自备手铐笨拙地拷上被告人的双手时，我注意到她正用惊诧的目光打量着我。我至今不理解为什么需要律师自备手铐。在简陋的律师会见室，我根据事先拟好的会见提纲诸项询问被告人。当问到是否同意我为她辩护时，我发现被告人迟疑的目光，充满着不信任。这种目光对我触动很大，也在我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深深的认识到我还不是一名值得当事人信赖律师，我的律师之路还很长。

　　本案在当地著名的“方屋”（史料记载解放战争时期，陈毅元帅曾在此指挥过鲁南战役）进行审理。“方屋”是政法机关的会议室，一般的案件是不动用“方屋”的。这是我第一次端坐在法庭的辩护席上。由于本案被告人众多，辩护席排成两排。按照起诉书上被告人的排名，我极不情愿地坐在了辩护席的第一排。望着近在咫尺，座无虚席旁听的群众，我的心脏不断加速，像要蹦出来似的，我极力克制着。审判长终于宣布开庭了，随着庭审向纵深进展，加之忙着做出庭笔录，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法庭调查中，我还尝试着向被告人发问了本案事实的几个疑点问题，对审判长宣读的证据提出了相关质证意见。法庭辩论开始了，轮到我发言时，我感觉法庭格外的寂静，我的手在颤抖。出庭前拟好的、演练数遍的辩护词，即使照本宣科还念错了行。辩护词宣读完毕，旁听群众投来的赞许目光，使我的心平静了许多，并平添了几分自信。

　　休庭十分钟后，审判长宣读了庄严的判决。当我听到被告人是从犯、给予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被采纳时，我为我的辩护获得成功而沾沾自喜。后来我才知道，给予被告人减轻处罚并不是我辩护的结果，当时的刑事审判大多是“先判后审”。即使刑事审判流于形式，也丝毫没有减少我对刑事辩护业务的钟爱，经过不断锤炼，同行们不屑一顾的刑事辩护业务已经成为我律师执业中的业务强项。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