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与精英：话语权争夺的背后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7:10:15 16:13:48
来源 100Test.Com百考试题网

日前，网上出现了一位以处在社会底层的公民身份撰写博客文章针砭时弊的长沙“黑摩的”司机陈洪。他以平实却沉痛的口吻叙述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在时代的挤压下一步步踏入困窘潦倒的境地，最终在“就业无望，上班无岗，下岗无钱，低保无缘，社保无份，官场无人，情场无妻”的情况下，沦为社会所“抛弃”的“黑摩的”司机。同时，陈洪也道出了我们的父辈这一代人面临生存危局时所怀有的无奈和不甘：“一个人、一个阶层人士的命运应该说与他所处在的国度、地域、政治经济团体息息相关。世上谋生手段万千，但我因能力所限制而无法选择。”在博客中，陈洪站在社会底层公民的立场上，审视了中国改革的方方面面，其深刻的思考与流畅的笔调受到了网友的热烈褒扬。
也恰在此时，一名自称“人民大学研究生郭锋”的陈洪同龄人却针对陈洪的自白发表了完全相反的评价：“一个人，如果堕落到让别人、让社会、让政府和国家来为自己不争气的命运买单的话，那你就不配活着！世上谋生的手段不计其数，何必搞这种损人利己的营生呢。”这一论调不但受到了陈洪的抗议和反驳，更遭到网络上几乎一边倒的激烈讨伐。长沙摩的司机与人大研究生的论战被称为社会断层的鲜活例子，受到各界关注，并引来了各方不同的评价。

“社会断层”问题，近年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围绕“断层”现象所展开的讨论已然触及社会生活中以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领域为焦点的方方面面。“草根”与“精英”二词，频频现诸媒体报端、网络论坛，成为社会两大阶层的代名词。
其实，“草根阶层”与“精英阶层”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两者的存在是相对而言的。社会群体中被认为占据数量的绝对支配地位、却“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构成了前者；而一部分被认为数量处于劣势、却占据了实际社会主导地位的高端人士（主要由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等组成，但不绝对），构成了后者。
这样的划分似乎显而易见，也仿佛理所当然。但是，“草根阶级”真的“无权无势”吗？“精英阶层”真能“主导社会”吗？答案并不是简单的。
综观近些年的社会热点，诸如围绕房地产商任志强言论的争论，围绕张五常、张维迎、李稻葵等经济学家观点的争论，围绕北大教师网上公布工资单的争论，以及上文提到的“黑摩的司机”与“人大研究生”之间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舆论似乎总是站在草根阶层的立场上。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网络媒体更为激烈），几乎一边倒地支持着草根阶级，有的甚至对精英阶层的各个代言人提出了尖锐的批驳。而广大民众的向背更不待言。
诚然，精英阶层即便没有占有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却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有能力施加显著的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直接参与资源分配规则的制定。反观草根阶层，他们对于社会资源的占有是被动的，受着种种制约。一方面，即便草根阶层所占有的社会资源份额整体上仍处于领先，但这一阶层人数众多，资源分散，难以有效集中以博取更大利益；另一方面，当今现实是，草根阶层难以参与资源分配规则的制定，因而他们既得的社会资源也有可能在无法防范的情况下被社会剥夺。那么，为什么精英阶层无法如同占据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一样，占据社会舆论的主导地位呢？
其实，社会舆论的取向是话语权争夺的体现。在话语权的争夺上，民众的力量开始显现，草根阶层逐渐占据上风。这样，新的问题再次产生：为什么民众能够取得话语权争夺的优势呢？
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之间的根本矛盾，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导致的利益争夺。精英阶层的背后，可能是诸多既得利益者；草根阶层的背后，可能是诸多利益受损者。我国原先的体制本身就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精英背后的既得利益者），也即是让另一部分人先等等（成为草根背后的利益受损者）。然而问题在于，富起来的太少，少到被另一部分人全面包围；利益的牺牲者太多，多到成为了社会大众的主体。利益的争夺并不仅仅指争夺改革开放后产生的那一部分经济成果，更是为了大多数人曾经无私放弃或者被迫放弃的既得利益。现在，这群人希望要回自己的“本利和”，整个社会的产出却还不足以支付利息，更不要说偿还本金。

也正是由于利益分配问题紧密联系于国家安危，因而，社会的自纠机制开始发挥作用。话语权的倾斜正是弥合社会裂痕的尝试。话语权对利益划分规则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是两大群体均不愿放弃的（请注意，在这里我不再提及精英与草根，而直接讨论既得利益者与利益受损者这两大群体）。但国家需要补偿利益受损的那一部分人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因而，话语权的归属必须倾斜。
不仅仅是社会舆论意识到了话语权倾斜的重要性，国家政府也同时意识到了。在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以“利益表达机制、利益疏导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基本利益保障机制”四机制促进社会协调成为全党关注的改革议题。在进行了为期四天的闭门讨论之后，《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获得通过，决定中表明，人大、政协、媒体等机构将被要求更多反映民情，农民的正当组织将被宽容，信访机制将更加健全，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
且不论《决定》内容是否能得到各级政府的贯彻执行，但从《决定》精神背后所体现的国家意志，我们能够看出，话语权的普及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象征。精英与草根的对话不应被看作仇富或仇穷的外在表现，我们应该认识到，对话背后所隐藏的中国二十八年改革体制造成的深刻利益矛盾，以及现今解决矛盾的强烈社会诉求。
在我看来，话语权虽然开始下放，但程度仍需加强。民众的声音仍然不够嘹亮，难以振聋发聩，更无法达到促使利益分配天平倾斜的目的。尤其是改革进程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农民，他们的话语权占有仍然微乎其微。佘祥林冤案、农民工工资问题、农民子女教育问题，引起了重视，但仍然不够重视；获得了关注，但仍然不够关注。
推进话语权平民化，并最终达到修正利益分配规则，弥合精英草根阶层裂痕的任务，是持久而艰巨的。但我确信，它们终将落到现在青年一代的肩上。“世界终究是我们的”，我真诚地希望，精英与草根所代表的社会裂痕能够及早痊愈，利益分配的公平问题能够及早找到解决之法，社会的改革阵痛能够及早消除，青年们所创造的共和国的未来，能够展现一番令人自豪骄傲的伟大图景。